贵阳的夏天总来得拖沓，太阳像个羞怯的访客，偶尔露脸又匆匆躲进云层。绵长的雨丝把整个季节泡得发潮，我皱着眉换下淋透的鞋袜，本想泡杯热茶驱驱湿气，手却先一步伸向果盘里的李子。

 黄绿色的果皮泛着一层薄薄的白霜，从中掰开时，果肉的甜香先于味道涌上来。牙齿陷进去的瞬间，我愣了愣——这甜太纯粹了，全然没有儿时记忆里那股甜中带酸、酸里藏苦的滋味。蜜意漫过舌尖时，母亲在厨房说：“这是蜂糖李，新品种。” 三个字像块投入湖心的石子，荡开一整个童年的涟漪。

 老家的土地是出了名的贫瘠，玉米和土豆是地里最体面的产出，李子却像野孩子，不挑水土。一到夏天，房前的石阶旁、菜地的篱笆边、甚至路边的石缝里，都能看见它挂着青黄的果子。那时的李子实在算不得稀罕，个头歪歪扭扭，颜色或深或浅，拿在手里是山风浸润过的凉，可只要瞥见，嘴里就条件反射般泛起酸水。如今见多了超市里标价不菲、模样周正的“精品水果”，尝惯了带着科技痕迹的甜，反倒觉得这不起眼的蜂糖李，带着股实在的安稳。

“桃饱李伤人”的老话总在耳边绕，可我从小就管不住这张嘴。大人们一遍遍说吃多了要拉肚子，我却蹲在树下，一颗接一颗往嘴里塞，直到牙齿酸得咬不动筷子，舌尖泛起涩苦才肯停。那时的夏天多快活啊，五毛钱就能从挑担的老汉手里换一箩筐的欢喜。果子未必个个甜，偶尔咬到颗酸得人直吐舌头的，眉头皱成疙瘩，心里却透亮——没有那阵钻心的酸，怎会懂后来的甜有多金贵？

更难忘的是外婆为我“栽根”的事。幼时我身子弱，外婆不知从哪听来的说法，非要为我种棵李子树。至今想不通，在那个连电话都稀罕的年代，她是怎么辗转托人把信送到县城的。要知道，如今开着车从县城到外婆家都得两个钟头，何况当年那条满是黄土和碎石的路。

父亲带着我坐上边三轮时，我还不懂此行的意义，只记得车斗颠簸得厉害，漫天黄土扑得人睁不开眼。遇到泥泞路段，车轮陷在里面，父亲和驾驶员叔叔就挽起裤脚推车，泥浆裹满裤腿，溅到脸上也顾不上擦。到了外婆家，她拉着我的手在门前转了好几圈，最后指着块朝阳的地说：“就栽这吧。” 她说李子树“烂贱”，皮实好活，就像乡下给孩子取贱名，盼着能经得起风雨。她挥着锄头挖坑时，土块里混着碎石头，可她眼里的光，比头顶的日头还亮——那是盼着我能像这树一样，在贫瘠里也能扎下根，活得蓬勃。

许多年过去，外婆早已不在，老家的房子翻新过几次，那棵李子树也不知去了哪里。可我总觉得它还在，根须早钻进了我心里。就像春天它开的那些小白花，不声不响落了花粉在过路人的衣角，跟着人一路到了城市，像蒲公英的种子，散在钢筋水泥的缝隙里。

 此刻唇齿间的甜还没散去，我忽然懂了——我不就是那棵树结出的果吗？在山中贫瘠的土里生过根，如今落在陌生的城市，虽换了模样，那点从泥土里带出来的韧劲，终究是没变的。